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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不到孩子的媽媽:首例同性伴侶撫養權爭奪案始末

看不到孩子的媽媽:首例同性伴侶撫養權爭奪案始末

2020年06月09日 12:23 來源:澎湃新聞參與互動參與互動

  看不到孩子的媽媽:首例同性伴侶撫養權爭奪案始末

  林迪的微信頭像是一只簡筆畫的狐貍,旁邊挨著一只小松鼠,分別代表兒子和女兒。這是她為自己曾計劃開辦的家庭教育工作室設計的logo。

  女兒一歲多的時候,就能在密密麻麻的通訊錄里找到她的頭像,點開對話框。因此她至今不敢換頭像,怕女兒萬一哪天有機會找她,卻找不到她。

  有一天晚上,她夢到兒子背出了她的電話號碼,然后他們得以重聚,孩子們把她緊緊抱住。她哭著醒了過來。

  林迪手上的兩個紋身。一個是兒子畫的”媽咪“,是和孩子剛分離時紋的;一個是一只代表兒子的小狐貍,是在5月31日兒子生日那天紋的。過去幾年發生的一切,正如一場美夢,她被殘忍地叫醒了。

  相戀,結婚,生子,爭吵,破裂,分居,藏孩子,打官司,爭撫養權。

  這個情節似乎與一般的離婚案無異,只是當故事的主角換成了兩個女人,性質便完全不同了。

  在同性婚姻不被認可的情況下,林迪的維權之路異常艱難。她兩次去北京,三次報警,結果連孩子的一面都沒見到。最終她無計可施,將曾經相愛的伴侶告上法庭。

  6月9日,是林迪見不到孩子的第197天。她還在等。

  林迪每天數著與孩子分離的日子,漫長的等待讓她時而感覺自己走在一條“無盡路”上。

  “最彎的路”

  自從大學認識到自己的性取向,林迪開始有意無意地讓父母接觸關于同性戀的信息,同時也感覺跟父母之間始終有一層隔閡,因為生活中很重要的那部分,沒辦法向他們敞開。

  父母大概也感覺到了這種隔閡。2009年,他們主動跟她說,知道她是同志,也接受, “就希望你快樂”。

  正是在那一年,林迪在一個朋友聚會上認識了章敏。兩年后,又在同一個朋友聚會上重逢,當時兩人正好都單身,便自然地在一起了。

  2012年,在章敏的提議下,兩人決定從上海搬到北京,與章的父母一起生活。

  林迪從來沒去過北京。她是上海人,從小在上海長大、讀書、工作,親友關系基本都在上海。當時她給已在蘇州定居的父母寫了一封信,征求他們的同意,希望他們理解,自己和女友對未來的規劃。

  到了北京,林迪先找了份管理類的工作,做了半年,有點不適應,感覺不太能融入新的環境,就辭了職,跟章敏一起幫其父母打理生意,她主要負責做財務,章的父母給她們發工資,兩人的生活和感情漸趨于穩定。

  林迪說,2014年兩人就有了生孩子的想法,那時身邊有女同朋友通過借精方式生了小孩,她們作為孩子的干媽,也感受到為人父母的喜悅,覺得如果自己有孩子的話,“一定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。”

  下定決心后,兩人便開始備孕,同時尋找相關渠道。一開始她們想問身邊的朋友借精,也有人同意了,但后來仔細一想,又擔心以后會發生糾葛。最終她們把目光瞄向了丹麥的一家公司,那里號稱有全球最大的精子庫。

  聯系好這家公司與專業診所后,她們在2015年3月抵達丹麥,按照計劃,她們將在歐洲待上三個月,各自有三個排卵周期可以進行IUI(人工授精)。但在第一個周期里,章敏檢查出多囊卵巢綜合征,所以第一次IUI只有林迪一人做。

  做完后她們開始往南旅行,林迪幾乎每天都會拍拍自己的肚子,笑著問:“說,你在不在里面?在不在?”十幾天后在叢林里的度假村測出的驗孕結果,給出了否定答案。

  返回診所的路上,林迪對章敏說,如果她能懷上雙胞胎,自己懷不上也沒關系。章敏糾正她,這不是重點,重點是兩人都懷上。

  為了加深彼此的聯結,她們從始至終都用同一個人的精子。但之后的兩次IUI ,均以失敗告終。

  她們按原計劃回國,決定改做成功率更高的IVF(試管嬰兒),依然選擇在丹麥的同一家診所做。第一次IVF時,她們每人只有一個胚胎,最后都沒有著床。再度失望而歸。

  2016年春節前,她們第三次遠赴丹麥,做第二次IVF。取卵后第三天,兩人各自植入兩個受精卵,余下四個繼續培養成囊胚。結果,囊胚培植失敗,肚子里的4個也沒有成為她們期待中的寶寶。

  至此,她們已經努力了整整一年,葉酸也吃了一年多,沒有一天停過。屢屢失敗的沮喪感達到頂點,但就此放棄又心有不甘。后來經人推薦,她們決定到美國去,做最后一次努力。“如果還不成功,就只能接受了,說明我們沒有這個運氣。”

  在美國取卵前,林迪、章敏兩人打的針。在美國取卵六天后,由于卵巢衰退,林迪只培養出兩個囊胚,下一步還要做PGS染色體篩查,這是她壓力最大的時刻。所幸篩完后,她還剩一個,章敏有四個。

  此行期間,她們在洛杉磯擇日登記了結婚。那一天是2016年7月6日,她們穿著便服在市政廳的小教堂舉行婚禮,林迪回憶,當時說完“Yes,I do”后,她不自覺流下了眼淚,簽字的手也在顫抖。

  2016年10月,章敏和林迪在美國先后接受胚胎移植。她們想要一個哥哥和一個妹妹,按原計劃,林迪先移植自己的男胚胎,章敏再移植自己的女胚胎。但到了移植周期,林迪的激素沒有達標,為了不打亂已訂好的行程,她們決定按時赴美,讓章敏先移植自己的一個男胚胎,等林迪激素合格后,再移植自己的男胚胎和章敏的女胚胎。

  如她們期望的那樣,三個都懷上了。朋友為此驚嘆,“你們怎么那么勇敢啊?”

  不幸的是,在12周產檢時發現,林迪肚子里的那個男胚胎已停育。她在B超床上痛哭,章敏一直安慰她。

  林迪說,雖然最后的結果與設想不同,兩個孩子都是章敏提供卵子,但她們從來不覺得這有什么問題,“哪怕是現在我也不覺得有問題,這就是我們共同的孩子,是我們共同努力的結果。”

  產檢那天,林迪在一篇記錄兩年受孕經歷的個人公眾號文章結尾,寫下這么一段話:

  這一路上的曲折和歡喜都像是在測試我們的一致心意。為了組建一個屬于我們自己的小家族,我們或許走了最彎的路。這已經無法用“成功”和“失敗”或“幸運”和“不幸”來衡量我們的經歷。那一刻,我知道,每一個孩子都是幫助我們來完整我們人生體驗的。而我們依然還有兩個優秀的孩子。我們也是通關后升級版的我們。

  故事發展到此,才只是我倆下一段人生的引子。

  破碎的家

  “我們曾經很好”,林迪反復強調這一點。兩人在孕期相互陪伴,彼此照顧,章敏對她“呵護有加”,很多畫面讓她至今想起仍有溫柔的感覺。

  那時,章敏因懷孕變得愛吃水果,她們晚飯后會一起出門散步,手牽著手去買水果,有時會停下來靜靜站著,相互依偎著,看月亮。

  2017年,章敏與林迪去美國加州待產,先后于5月底、6月底生下兒子和女兒。

  兒子出生時哇哇大哭,一旁陪產的林迪也哭得不成樣。章敏是剖腹產,有點大出血。確認孩子無恙后,林迪趕緊回到手術臺上的章敏身邊,幫她按摩疼痛的肩頸。護士叫她跟著孩子去觀察室,她說:“不,我要陪在我妻子身邊,她更需要我。”

  之后她到觀察室去看兒子,觀望了很久,才敢去撫摸他的小手,小心翼翼地喚他,他用小手握住了她的食指,她一下百感交集,又笑又哭。

  28天后林迪生女兒,章敏也到醫院陪產,把兒子托付給月子中心,全力照顧林迪。林迪是順產,生了近十六個小時,過程非常難熬,還一度因為沒在好時辰把孩子生出來,自責不已。章敏安慰她,這個出生時間也不錯,我們的孩子一定不會差的。

  兒子的出生紙上登記的母親是章敏,女兒的出生紙上登記的母親則是林迪。后來她們一直告訴孩子,他們有兩個母親,章敏叫“媽媽”,林迪叫“媽咪”。

  女兒的出生紙上登記的母親為林迪月子還沒坐滿,她們就帶著兩個孩子回國了,并決定獨立帶娃。林迪說,剛開始沒有請阿姨,大部分時間都是兩人一起帶,彼此能互相體諒。后來章敏想轉行業,開始到外面學習、工作,建立新的社交圈,她繼續在家全心育兒,也請了一個阿姨幫忙。

  之后,由育兒引發的各種觀念沖突和摩擦,慢慢拉開了彼此的距離。林迪介意章敏在哺乳時抽煙,希望她能多陪陪孩子;章敏則認為林迪不上進、亂花錢。到了某個階段,林迪感到很難跟章敏溝通。

  林迪說,章敏是性格比較強勢的人,平時相處基本以她的意見為主,當兩人出現問題時,這種不對等更加明顯,有時會感覺不被對方尊重,而對方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并為此感到痛苦。

  但林迪始終覺得,“家是不會散的”,哪怕有再多的問題,大家可以好好商量,共同解決。因此當章敏提出分手時,對她來說是很突然也很沉重的打擊。

  林迪記得很清楚,分手那天是2019年3月1日,是章敏把她從蘇州父母家接回北京的第二天,之前她們在電話里發生過爭吵。

  那天下午,章敏把她帶出去買菜,回來的路上,開口第一句是:“你有什么打算?”她感覺,這就像一個公司的HR要辭退員工的姿態,平靜,理智,不留余地。

  而她的情緒波動劇烈,時不時會被對方冒出的一句話刺痛。相比感情的失敗,對她打擊更大的是,這個曾經圓滿的家要破碎了。

  章敏說,你可以走,兩個孩子留給我,我會把他們帶好。但她不相信,她覺得眼下沒有人能代替她,給孩子最好的照顧。她提出想繼續留在孩子身邊,直到他們上幼兒園。章敏同意了。

  幾天后,林迪跟章敏第一次討論孩子的撫養問題。章敏想讓林迪去美國把女兒出生紙的生母改為自己,兩個孩子都跟著她生活。林迪對此不置可否,只提出希望以后可以共同育兒,她每周可以探望孩子兩次。章敏口頭上答應了,卻拒絕就此簽一個協議。

  “那她可以隨時反悔呀!我覺得她只是想哄著我把孩子的出生紙改掉,改完之后就不需要我了。”林迪想,多拖一日,她就可以多陪孩子一天。

  接下來近8個月,她和孩子朝夕相處,依然像以前一樣照顧他們,每天拍照、寫日記,記錄與他們的點點滴滴,但心情已截然不同。她變得特別珍惜,更在意孩子的感受和需求,不像以前累了會想歇一歇或抱怨一下,“那時候覺得你們虐我,我也欣然接受”。

  她開始帶孩子出去旅行,帶他們第一次下海、第一次坐船、第一次爬山、第一次參加婚禮……她想跟孩子創造更多回憶,也許有一天他們不會記得,但對她來說每一天都很重要,每一刻都珍貴,“像是偷來的”。

  期間,她給孩子們講過一個緩解分離焦慮的繪本《看不見的線》,兒子很喜歡聽這個故事,因為她會把里面小朋友的名字換成他們的名字。“知道嗎寶貝,不管你們在哪兒,媽咪都和你們在一起。”她抓著他們的小手說,兩個相愛的人之間會有一根隱形線,雖然看不到,但它是存在的,它會牽住彼此,“媽咪很愛你,你一定要記得。”

  生育孩子后,林迪曾計劃從事幼兒教育工作,并學習了相關課程,這本兒童詩集就是她上課時做的一個作業

  2019年5月12日,林迪與孩子們一起完成的畫,作為母親節禮物。

  那段時間,林迪處于一種悲喜交集的分裂狀態。一邊,孩子們每天帶來很多笑容和快樂;一邊時刻吊著一顆心,想到早晚要跟孩子分開就很痛苦,偶爾緩不過來,只能趁孩子午睡時或躲進廁所哭一會兒。

  她想過偷偷把女兒帶走,也打聽過外國籍小孩怎么報名上學,但又怕此舉激怒對方,以后都見不到兒子了。

  每次章敏一回來,她就覺得壓力很大,言談舉止都小心翼翼,害怕眼神交流,又要察言觀色,怕稍有不慎就“一腳踏空”,導致跟孩子分開。

  離別終究還是來了。

  2019年11月25日早上,章敏突然讓林迪搬走,理由是林迪之前把她父母“趕出家門”。

  林迪告訴澎湃新聞,11月初,章敏父母帶著阿姨和兩個孩子回舟山老家,她因故單獨先回了上海,之后帶著一位朋友和朋友的女兒去舟山玩,并提前發微信跟章母說,想讓朋友母女在家住一晚,睡阿姨那間房,讓阿姨睡沙發。但沒想到,當天章敏父母去了外婆家,第二天才回來。

  “后來我也覺得自己做得不好,有點太不把自己當外人了,還停留在‘我們是一家人’(的狀態)。”林迪說,之后她和章敏父母在舟山待了十天左右才回北京,沒發生任何事情,“我一直很尊重她爸媽,即便生活中有些觀念沖突或矛盾,我也不會跟他們嗆。”

  那天章敏拿這件事指責她時,她覺得“有點百口莫辯”。但她認為,這只是章敏找的一個借口,目的是讓她離開這個家。

  林迪回憶,當時章敏一開始想讓她拿錢,條件是把手續辦掉,放棄孩子的撫養權。她不愿意。章敏又提出資助她再做一次試管,讓她擁有自己的孩子。她還是不愿意。最后章敏說,你也可以把女兒帶走,你現在立刻就把她帶走。

  林迪的第一反應是“我真的可以(帶走)嗎?”章敏又說,你如果真的把她帶走的話,你會毀了她一輩子;你以后有什么怨恨,會發泄在孩子身上;你跟她沒有血緣關系,她是有親哥親媽的,她有一天會來找我們,我會告訴她當初是你要把她帶走的,她就會恨你。

  這些話一下擊中林迪的軟肋。她最怕的就是傷害到孩子。

  “作為一個在家多年沒有出去工作的人,我很怕環境變動導致孩子過很差的生活,我怕孩子受委屈。”林迪說,分手這件事幾乎摧毀了她的自信心,使她時常陷入一種“我真的那么差嗎”的自我懷疑。她不知道自己還有沒有能力把孩子照顧好。

  章敏的那些話,猶如施了魔法的萬鈞之力,壓在她本就茫然無措的心上,以至于不自覺地困在對方的邏輯中,失了方寸。

  她決定先回去跟父母商量一下,再回來解決孩子的問題。

  那天下午,她跟孩子們正常告別,隨便收拾了兩件衣服,帶上女兒的出生紙和兩張結婚證,離開了那個經營了七年的家。從那之后,她再也沒有見過孩子。

  被拒絕的探視

  在回蘇州的高鐵上,林迪失控般地哭了一路。她感到無比后悔,恨不得立即掉頭回去。母親來火車站接她時也哭了,她拒絕了母親的擁抱,像被痛苦灼傷到誰也碰不得。

  離開原生家庭十幾年,明明已經當媽媽了,突然一下被“打回原形”,以一個如此糟糕的狀態,回到父母身邊,重新變成了那個讓他們擔心的孩子,林迪覺得,她的人生太失敗了。

  十天后,在母親的陪伴下,林迪鼓氣勇氣去北京找章敏溝通。“我非常清楚她不會讓女兒跟我走,但我必須要開這個口。”她又緊張又害怕,壓力很大。

  林迪先把母親安頓在賓館,獨自前往章家樓下的肯德基,與章敏見面。她回憶,章敏提出如果她要帶走女兒,先把之前給她用的錢還回來。

  那兩年在國外受孕生子,花了一百多萬,都是章敏父母出的錢,“我們幫她家里做事,我們也不拿工資,要花錢的時候,她媽就打一筆錢過來。”

  林迪問,你要多少錢?章敏說一千萬。兩人談崩了。林迪想看孩子,便提出要回家收拾東西,章敏說她來收拾,然后就上樓了。林迪回過神來,也跟著上樓了。

  是阿姨開的門,女兒在邊上站著,林迪還沒來得及喊她,她就被拉進去了。章敏立刻出來,把門一關,開始罵人,因為她剛發現林迪把女兒的出生紙帶走了。兩人在樓道里爭執起來,不歡而散。

  第二天一早,林迪再回去,發現屋里完全沒有動靜,孩子已不在里面了。后來她得知孩子被帶離了北京。她去問阿姨,阿姨很為難,表示不便再和她聯系。

  章敏說等過兩天她有空了,可以繼續談。“你這樣我們還聊什么呢,孩子都不在北京了。”林迪和母親當天就回來了。

  回到上海后,她開始找律師。她覺得憑一己之力根本無法要回孩子,她很難面對那個“很強”“很有談判技巧”且深知自己弱點的人。很多時候她看著手機,想跟對方說她想見孩子,都不知道怎么組織語言,圣誕節前好不容易開口了,又遭到對方拒絕。

  對她來說,光是面對章敏,就已經是很大的挑戰了。她需要專業的人來幫助她,替她擋在前面。

  律師高明月回憶,去年12月下旬林迪第一次找到他時,整個人很消極,情緒非常低落,對自己和案子都沒什么信心。“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去鼓勵她,這是我們在很多案子中不曾遇到的。”他勸她振作起來,“你要讓法官知道你有信心去面對未來的生活,法官才有信心把孩子交給你。”

  剛和孩子分開那段時間,林迪的狀態不太好后來有一天,林迪的手機收到了孩子們的體重信息,那是北京家里一個智能體重秤發送的,說明孩子們已經回北京了。

  當時已重新工作的她,趁著元旦放假,連夜坐了火車,于31日上午到了昔日的家門口。

  家里有兩道門,第一道是指紋鎖防盜門,第二道是鋼門。林迪說,她到的時候,第二道門沒關,能聽到里面有孩子的聲音,章母也在家。她敲門說;“外婆,讓我看一下孩子。”章母很驚訝,馬上打電話讓章敏回家,始終沒有開門。

  45分鐘后,章敏趕回來了,劈頭一句“孩子是我的”,她反駁說“孩子是我的”,于是兩人在樓道里又開始了“幼稚”且無意義的爭吵,言語激烈。“她有點氣急,扯我頭發,抓我手臂,想讓我離開。”

  高明月的北京同事袁富連趕到現場時,先是聽到林迪在哭,然后看到個子較高的章敏拽著林迪右邊的胳膊,往電梯方向拉扯,看到她來了,才停止動作。

  袁富連說,章敏始終很冷靜,后面警察來了,她也一直強調林迪是代孕的,要來搶她的孩子,還跟她要錢。

  那天林迪報了三次警。第一次她和章敏同時報警。林迪回憶,警察來了之后,雙方各說各的,一個拿出了出生紙,一個說有親子鑒定,警察感到很困惑,她把整件事情解釋了一遍,警察差不多聽明白了,就說這種事不是他們的管轄范圍,建議她去法院解決。

  警察以擾民為由,把她們帶到樓下談,沒有談好。章敏表示跟林迪徹底劃清界限,然后轉身離開了小區。后來,她把林迪拉黑了。

  之后林迪再次上樓敲門,求章母開門讓她看看孩子。因為后來一直沒聽到孩子的聲音,她很擔心,就又報了一次警,求警察讓她看一眼孩子,確認下孩子的安全。警察與章敏取得聯系,但后者始終沒有出現,并強調孩子不在家里。警察讓章敏發一段孩子的視頻過來,證明孩子是安全的,然后把林迪帶到派出所做筆錄。

  下午4點做完筆錄后,林迪獨自返回章家,發現孩子又被轉移走了,且這一次完全無從得知他們去了哪里。林迪被絕望擊潰了。她千里迢迢來看孩子,確認孩子就在里面,離她只有一門之隔,卻一眼都沒見到。

  深夜,她第三次報警,或者更準確地說,是傾訴。警察還是來了,規勸無果,又走了。她坐在門口的貓砂上,繼續無望地等待,也不知道在等待什么。

  那天北京零下6℃,她一天沒吃東西,沒上過廁所,又冷又餓,身心俱疲,蜷縮在昏暗狹窄的樓道里,就這樣跨了年。

  2019年12月31日,林迪蹲在北京昔日的家門口度過了跨年夜凌晨一點多,她到樓下的麥當勞吃東西。這家店她帶孩子們來過,回憶讓她無法久留,凌晨3點她打了輛黑車,逃也似的直奔火車站,卻不知道火車站也會關門。

  她受著凍,心慌了。剛好另一輛車停下,下車的女孩也發現來早了,趕緊又回到車上。林迪請求帶上她,司機和女孩都同意了。司機本想把她們帶到附近的餐飲店避寒,但開了幾公里都沒找到一家營業的店,他干脆停在路邊,說等到5點再把她們送進車站。

  車里開著暖空調,三個陌生人聊了一個小時,林迪也講了自己的故事。最后司機沒收她錢,還開導她說,只要是你的孩子,你們總歸有一天會見面的。

  她被這份善意所鼓舞,心里重燃起一絲希望。2020年的第一天早晨,她坐上第一班火車離開了北京。

林迪第二次去北京見孩子未果后,所發的朋友圈

  漫長的等待

  回到上海后,林迪正式委托高明月。1月14日,他們給章敏寄了律師函,希望對方接函后三日內與高明月聯系,并協商溝通以下事宜:解除雙方法律關系、兩個孩子的撫養和探望、雙方財產分割爭議。但未收到任何回復。

  林迪決定起訴。家人勸她不要打官司,說打了官司就什么都沒有了,“可是我現在有什么啊?我連孩子都看不到。”

  由于兩個孩子是美國國籍,林迪一開始考慮在美國起訴,但咨詢了當地律師,發現需在當地居住滿六個月才可以起訴。他們又想辦法在北京起訴,但無法取得章敏常住北京的相關證明,對方在北京沒辦過居住證。

  于是只能到章敏的戶籍地舟山起訴,但考慮到章家有親戚在司法系統,林迪一直有些猶豫,她甚至還試過在蘇州起訴,因之前在父母家為了給孩子打預防針,兩人曾在當地辦過居住證,法院核實發現章敏并沒有在當地實際居住。

  后來又遇上疫情,耽誤了不少時間。直到3月中旬,她才正式在舟山定海區人民法院起訴。該院于4月1日受理立案。

  舟山市定海區人民法院于4月1日受理該案起訴書的訴求是兩個孩子的監護權和撫養權,法官覺得很奇怪,特來向林迪求證,問她為什么要搶別人的孩子(指兒子)。她向法官解釋,她對這兩個孩子的感情是一樣的,任何一個她都不想放棄,“哪怕我沒有權利我也不想放棄。”林迪說,也許有一天,等孩子長大了,他們就會知道,媽咪從來沒有放棄過他們。

  律師建議林迪找媒體報道下這個全國首例的案子,或許可以帶來一些正面影響。也有朋友提醒,如果不愿意,可以拒絕采訪。但她一次都沒有拒絕,一遍一遍地重復訴說,她希望抓住一切機會,窮盡一切辦法。

  “全是為了孩子,不是為了孩子我沒有必要做這些事情,分手就分手吧,沒有關系。”林迪哽咽道。

  第一篇報道出來后,她很害怕,擔心章敏會打電話來罵她。結果并沒有。后來上了熱搜,又把她“嚇死了”。朋友安慰她,“你知道嗎,你在創造歷史。”

  作為一個從2005年就開始做女同公益組織的人,林迪深知這個案子對性少數群體的意義,站出來發聲對她而言無可推辭,前提是她要保護好孩子和章敏的隱私,“我也要尊重她,不能把她推到人前去。”

  林迪說,雖然不認同章敏的做法,但不曾有過怨恨,因為她知道,對方也是在用她的方式去愛孩子。“分手了,她可能希望徹底一點,孩子以后不用問那么多問題,不會有那么多困惑。”

  近一個月,澎湃新聞曾多次約訪章敏及其代理律師,均未獲回復。

  第一次去北京談判失敗后,林迪的狀態一直很糟糕,尤其過年期間無所事事,她整日躺在床上,不吃不喝,以淚洗面,好幾次都想放棄自己。但后來又想,還沒有努力到最后一分,憑什么放棄?

  她開始主動屏蔽悲傷,專心工作,每天健身,看書,學滑板,做甜點,甚至開始追星。什么事能讓她輕松一點她就做什么,盡量讓自己保持平和的狀態。

  為了調整自己的狀態,林迪除了定期到健身房鍛煉,還經常在晚上出來滑板,她說“每天一滑防抑郁”通常在夜里失眠時或夢醒后,會把她拉入情緒的深淵。

  有一次夢到她帶兩個孩子去吃早餐,孩子被人抱走了,她瘋了一樣滿世界找,章敏責怪她,你為什么把孩子弄丟了?醒來后,她崩潰大哭。

  還有一次,她夢到去參加章敏和新女友的婚禮,新女友和孩子們相處融洽,像是已經取代了她這個媽咪。即便是夢,也有種難以排遣的嫉妒。她擔心夢會成為現實,時常患得患失。

  她猜測孩子們沒有機會接觸到任何跟她有關的信息。阿姨曾告訴她,剛分開那段時間,孩子們會問媽咪在哪里,但沒有人回應他們。現在已經半年沒有見面了,他們還會想起媽咪嗎?不知道。

  林迪時不時會夢到孩子們,有些是傷心的夢,有些則稍微能緩解下她的思念每過去一天,遺忘就多一分,她與孩子的距離又拉遠了一點。時間是她的敵人。

  4月中旬,章敏向舟山定海法院提出管轄異議申請,稱其近年來一直在北京生活,已在北京豐臺區連續居住滿一年以上,本案應移送至豐臺區人民法院管轄。4月下旬,高明月向定海法院提交關于本案管轄權的書面意見,認為被告未在法律規定期限內提出管轄異議,且提交證據不能充分證明北京豐臺區為其經常居住地,應予駁回。

  5月26日,林迪收到定海法院通知,案子確定移送北京。高明月判斷,可能又要再等4個月才能開庭。

  4月底,接受澎湃新聞采訪那天,林迪健完身回家洗澡,突然悲從中來,大哭一場。“我已經做了15個采訪了,就覺得好累啊,一直在重復,但真的有在改變嗎?我還在等,一個開庭日期都沒等到,一點進展都沒有。”想到這些,她罕見地在白天崩潰了。

  采訪末尾,她說她會堅持到底,直到和孩子團聚的那一天。“他們沒有回來,就永遠努力,就永遠努力,不要放棄。”像是給自己打氣般,她重復了好幾遍。

每次看到同齡的小朋友或者相關的事物,林迪都會想起遠在天邊的兩個孩子

  (林迪、章敏均為化名)

【編輯:白嘉懿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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